斜躺在榻上，横盖着皮裘，李诵有些懒洋洋地说道。这几日天气骤冷，李诵有些不大舒服，却未曾因此荒废了国事，依然在抱病处理国事。李纯、裴土自、李绛、裴度、程异、李愿以及八部尚书、侍郎二十余人团坐在李诵周围，聆听李诵的决断。
“郝玼和韦执谊在陇右做了许多事情，但是思路还要再调整下，着令王茂元暂代陇右节度使，李宗闵暂代陇右民政大使，郝玼和韦执谊回京述职。河西那边，让崔承度暂代河西节度使，白居易暂代民政大使，李光颜和李景俭回京述职。”
“给史敬奉下道诏书，让他时刻仔细安西北庭的情况，准备收复伊州。户部要准备好足够的钱粮。”
李诵在谋划的绝对是一个大手笔。不过也正因为这个手笔太大，他对于自己能不能完成这个谋划也是有一些怀疑，所以，他下令让太子参与并主导这个计划。
“就让朕来打基础，让太子来收官吧。”
李诵如是说道。
相比于外战，更让李诵操心的是内政。关于蝴蝶的理论李诵已经懒得重复了，但是连锁反应确实在扩大中。十年来，商业的繁荣已经大进了不只一步，李诵几次微服出宫都觉得现在的长安颇有些宋朝时对汴京的描述的样子了。人手里有钱后总是会想些其他事情，比如，商人，在朝廷的扶持下终于发现自己原来也是大唐重要的一份子，参政的热情陡然高涨了起来。起初商人们想的还是通过捐官捐爵等途径把家底洗白，但是慢慢地商人们就发现，爷们为大唐做了那么大贡献，本来就应该是白的，难道还用洗吗？于是商人开始了自己的努力，这三年的经筵大会上，明显是代表商人的声音越来越强。
而原本占据绝对强势地位的世家也感受到了危机的存在，原本在世家面前毕恭毕敬，甚至不得不依附世家的商人们把腰板挺了起来，这对几百年的世家来说简直是不可想象的事。原本的秩序如同日月星辰一样井然有序，而现在，在不知道什么时候，出现了说不清道不明的变化。
不要说世家有这样的感觉，就是李诵的朝廷，虽然增加了两部，在运行上也感到了吃力。李诵感觉到，如果这些问题不处理好，那么已经出现的裂痕就会越来越大，最终还是会颠覆这个帝国。
这些问题，到底是应该自己解决，还是放在遗诏里让后人解决呢？
兴治七年末，李诵下诏，改元永辉，大赦天下，明年为永辉元年。这个改元，无疑体现了李诵对大唐未来的期望。根据韩愈所作的《顺宗实录》记载，李诵在永辉元年正月曾经训诫太子李纯说：
“方今之世，乃是大变之世。朕亦未曾想到局势之变化会有如此之大。如今商贾奋发，世家惶惶，商贾却又不得不依赖世家，世家也须臾离不得商贾，其中盘根错节，非三言两语可以尽道。然不管如何，都要明白世家和商贾已经不再是高下关系，而将成为大唐的两足。汝行道可愿意一足高一足低？世家长于理政，根深蒂固，治理国家不能不依赖他们，却也要防备他们为私利而误国家。商贾长于进取，流通天下，没有商贾国家就没有财赋，没有财赋何谈中兴何谈盛世？商贾地位已然不可压制，却也要防他们贪得无厌，计利忘义。汝为储君，当此大变之世，当明白解决这一问题答案并不在圣贤书上，圣贤并未遇过这种情况，所以也不能相信那些打着圣贤旗号说事的人，打着圣贤旗号的，往往说的是自己的道理，可不可靠，有没有理，谁都不知道，只有看实效。汝现在就可以在东宫读书观事，深思其中道理。”
过了三个月，经筵结束之后，李诵又训诫太子道：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太史公此言诚不欺我。这一届经筵上你来我往，好不热闹，可是其中关节何在？一个利字而已。商贾言利，世家何尝不言利？不过一个在明处，一个在暗处罢了。世家有道德，商贾何尝无道德？只不过两者‘利’来源不同，道德也就略有不同罢了。你站在高处，要看得分明，解决事端的钥匙或许也在一个‘利’字上。”
太子李纯已经三十大几岁了，总是被李诵这么训诫来训诫去，连李诵也觉得不是个办法，所以李诵打算让李纯从实际事务入手。永辉元年经筵之后，李诵就下令，由太子李纯分管商部和农部。至于太子一直想管的京师大学堂，李诵却还是让老四他们管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