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祯原本满心以为, 自己在朝野难得一片齐心的情况下, 促成了于战局极有帮助的城水洛一事。
却不料不出十日, 反对此事的奏章便接踵而来，一封比一封激烈地撼动着他的心思。
最先送达的, 是比朝廷正式下达旨意、还要快上许多步便将关中之变平定于萌芽中的王韶的奏章。
正因王韶亲身上阵、做了平定此乱的总指挥, 更能切切实实地体会到, 因朝廷对夏用兵所对民力造成的沉重负荷, 已渐渐接近人心怨嗟的地步。
在寄希望于曹玮与陆辞这两路主帅上的同时，其他路长官需做的，便是竭尽所能地杜绝持续增加冗兵的可能, 减轻徭役, 控制物价, 安抚民心，予以百姓休养的机会。
结果在这节骨眼上，还分出人力物力，去修一座难以修成的城，就为讨那不知是否可信的数万蕃兵的欢心？
王韶简直不敢相信，这异想天开得堪称荒谬的决定, 竟是理应熟悉当地民生、堂堂陕西四路经略安抚招讨使能做得出来的！
在奏折之中，王韶哪管得上郑戩是他的顶头上司这点, 愤怒至极地以关中此乱为据，引入民间已因差役频繁而怀劳苦之嗟的事实, 言辞辛辣地直斥此事‘荒唐’‘不可行’。
王韶的奏章读得不晓该路具体情形的朝中百官一愣, 正半信半疑时, 秦州知州范仲淹的奏折也到了。
熟悉秦凤路情况的范仲淹亦是心急如焚，他顾不上水洛一带位处敏感、易有越权置喙之嫌，连发十问，对水洛城建设的必要性表示了强烈质疑。
除了王韶与范仲淹外，听闻此事的狄青、张亢、种世衡、杨文广的等新秀，也陆续对此表达了反对的看法。
只要不是瞎子，都能一眼看出，反对此事的大多是在泾原及秦风路区域十分活跃的官员，所言无不令人信服。
如此，更显得大力推行此事的郑戩‘孤零零’一人，那些在他们原先看来充满诱惑与希望的语句，也在一项项实证面前变得苍白无力。
最后彻底击垮了赵祯信心的，还是那封来得最迟、出自陆辞之手的奏疏。
曾力排众议、举荐种世衡修成清涧城的陆辞，在众人眼中是不折不扣的‘筑守派’，他更曾久知秦州、数次远赴青唐、如今为东北战区的总使，极为熟稔该路情况。
若连他都出面反对的话，那之前在朝中愈演愈烈的‘主战’与‘主和’之隙的说法，也就不攻自破了。
陆辞在这封奏章之中，既未使用华丽辞藻，也未曾引经据典，只以最平实的文字，将不宜城水洛的六大缘由列得明明白白。
“今朝廷与宗珂合盟，讨伐元昊未半，而差役频繁，已生民嗟，贸然增筑城堡、吸纳盟势之民，颇为未便……秦风泾原二路，城楼林立，寨堡互援不难，无需锦上添花……正兵吃紧，宜重守御……”
他虽未直言郑戩的纸上谈兵、亦未曾指责其急功近利，但在明晰有力的诸多证据前，结论已是一目了然了。
然而在阐明厉害后，陆辞却话锋一转，反复强调‘水洛城若已启建，绝不宜半途而止。’
对于朝廷轻易听信郑戩之言，做出‘城水洛’的决议，陆辞纵然无奈，却也愿予以体谅。
毕竟不论是赵祯还是其他宰执大臣们，皆身在京师多年，绝大多数不曾身涉陕西地带，更遑论了解此时的特殊形势了。
会被郑戩那美好的愿景式分析蛊惑，急于拍板决定，实在是再正常不过了。
本该清楚此路情形、却急于立功、而刻意疏忽隐患的郑戩有多可恶，姑且不提。
跟急修水洛城、让本就不堪重负的民情雪上加霜、略微搅乱战局相比，陆辞还是认为，倘若贸然让朝廷撤回决定、中止修建水洛所能带来的潜在危害，要更严重。
比轻率拍板决策更能贻害根基的，自然是出尔反尔、朝令夕改。
不仅让正处于精神紧绷时期的将士们迷茫而不知所措，更是极大地损害了朝廷威信，叫百姓们对前后矛盾的诏令满怀质疑，也让甫一得到希望、又眼睁睁地看着它破灭的蕃民大为不满。
换言之，郑戩已以城水洛为诱饵、招抚了数家生民大户，此事可谓势在必行——往好处想，现城水洛，虽是弊大于利，倒也并非一无是处。
只是为避免相似的‘建寨立城’之请层出不穷，对郑戩职权的变更与安置，就成了重中之重了：前有种世衡，后有郑戩，若是让其他边城官员错误地读出‘筑城即得嘉奖’的信号，那本就吃紧的财政便将急剧崩塌，朝廷也将烦不胜烦。
即使陆辞写得含蓄，对有意误导了自己的郑戩已是一肚子火的赵祯，也不可能毫无反应。
他也清楚，为避免此事影响宋蕃亲睦，当尽快派遣使者，向唃厮啰做出日后对夏战果瓜分上些许让步的承诺，作为补偿。
得亏派去了曹玮这枚定海神针，让西线战事终于得到推动，不再似范雍在时的死水一片。
如此一来，就让这承诺不显得是空口白话了。
赵祯斟酌片刻，已大概有了主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