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我爱国台湾同胞蔡智堪利用日本政派之间矛盾，化装成一个补册工人潜入日本皇宫书库，秘密抄录了《田中奏折》原文，交张学良秘书王家桢转呈张学良。当即译成中文，送国民党南京政府，并在东北军要员中传阅。1929年北京大学爱国学生纪清漪得到此稿后，集资印刷了5000册，发往各地。激起全国人民的抗日情绪。12月《时事月报》发表了《田中奏折》全文，将这个充满侵略野心的丑恶文件推到光天化日之下。
《田中奏折》的产生过程及内容
1927年6月27日至7月7日，日本田中内阁为制定侵华政策在东京召开“东方会议”。制定了明确的侵华方针《对华政策纲领》。公然将中国领土区分为“中国本土和满蒙”，妄图把中国东北分割出去，变为日本的殖民地。田中宣称：“关于满蒙尤其是东三省”，是一个“在国防上及国民生存上有重大利害关系”的特殊地区，有“特殊的考虑”的“责任”。
在这次会议之前，田中等人与参谋本部、陆军省和外务省的一些极端军国主义分子，就“大陆问题的解决办法”进行了秘密磋商，并确定了“把满蒙从中国分割开来，划为单独的区域，在这个土地、地区上渗入日本的政治势力”的方针。根据这一方针，关东军参谋长斋藤恒于1927年6月1日，向日本当局提出了《关于对满蒙政策的意见》，强烈主张“帝国此刻必须以扶植其在东三省和热河特区的实力为对华政策的基点。”
东方会议之后，1927年7月25日，田中义一向日本天皇上奏题为《帝国对满蒙之积极根本政策》的文件，即《田中奏折》，提出了世界历史上罕见的极其露骨的侵略计划：“所谓满蒙者，乃奉天、吉林、黑龙江及内外蒙古是也，广袤七万四千方里，人口二千八百万人。较我日本帝国土（朝鲜及台湾除外）大逾三倍，其人口只有我国三分之一。不惟地广人稀令人羡慕，农矿森林等物之丰富，世之无其匹敌。……故历代内阁之施政于满蒙者，无不依明治大帝之遗训，扩展其规模，完成新大陆政策……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倘支那完全可被我国征服，其他如小中亚细亚及印度南洋等，异服之民族必畏我敬我而降于我，使世界知东亚为我国之东亚，永不敢和我侵犯。此乃明治大帝之遗策，是亦我日本帝国之存立上必要之事也。……考我国之现势及将来。如欲造成昭和新政，必须以积极的对满蒙强取权利为主义。以权利而培养贸易，此不但可制支那工业之发达，亦可避欧势东渐，策之优，计之善，莫过于此。”“以支那之富源而作征服印度及南洋各岛以及中小亚细亚欧罗巴之用，我大和民族之欲步武于亚细亚大陆者，握执满蒙利权乃其第一大关键也”。
《田中奏折》蛮横的叫嚣“满蒙并非中国领土。”“兹所谓满蒙者，依历史并非支那之领土，亦非支那特殊区域。”“东三省是亚洲的一个政治上不完整的地方，我日本如欲保护自己的安全，并进而保护他国居民的安全，就必须使用铁血，……。”
《田中奏折》提出的侵略步骤是：第一期夺取台湾，第二期夺取朝鲜，第三期夺取满蒙，第四期征服全中国，第五期征服全世界。该奏折写道：“第一期征服台湾，第二期征服朝鲜，皆已实现。唯第三期征服满蒙以征服中国全土，……则尚未完成。”奏折继而提出侵略中国的具体办法。后来，日本军国主义即按此计划，以“铁血主义”即武装侵略的方针，并通过“贸易”、“移民”、“开拓”、“经营铁路”、“经营厂矿企业”等等一系列侵略形式，不断扩大和加强其在我国东北地区的侵略范围和势力。直至30年代发动“九·一八事变”，用武力侵占了我国东北，制造了伪满洲国傀儡政权。继而，又发动了“七·七事变”，对我国进行全面的武装侵略战争。……自“东方会议”以来，田中的罪恶侵华计划已为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动一步一步地变成了现实。
《田中奏折》产生的思想基础
日本对外侵略扩张的野心和政策由来已久。1552年和1597年，丰臣秀吉两次发兵侵略朝鲜，妄图以朝鲜为跳板，侵略中国，征服亚洲。他的狂妄侵略行径被中朝联军和朝鲜人民彻底粉碎。
到了18世纪90年代，本多利明的《西域物语》竭力鼓吹入侵堪察加、库页岛和满洲。
至19世纪中期以前，佐藤信渊、吉田松阴等都曾主张：首先并吞满洲、朝鲜、台湾，继而侵吞中国全部领土，而后“合并世界各国”。
明治维新后，随着日本国力增强，其对外扩张的野心也急速膨胀。几乎其所有的政界精英（如西乡隆盛、板垣退助、大久保利通、山县有串、山县有朋、伊藤博文、陆奥光宗等）都主张向中国扩张，首先是台湾和朝鲜，然后就是满洲及整个中国。在甲午战争马关条约侵吞台湾和朝鲜得手后，我东北（满洲）及全中国自然就是其下一步的吞并对象。
不仅日本政界、军界，日本的史学界也积极参与并促进了军国主义政策的发展，为其提供理论支持。如矢野仁一1923年出版的《近代支那论》，一开头就有《支那无国境论》和《支那非国论》两篇文章，矢野认为：中国不能称为所谓民族国家，满、蒙、藏等原来就非中国领土。如果要维持大中国的同一性，根本没有必要推翻满清王朝，如果要建立民族国家，则应当放弃边疆地区的控制，包括政治上的领属和历史上的叙述。矢野这些荒谬的“史学成果”自然而然成为日后《田中奏折》及其所代表的侵华政策纲领的“理论”基础。（此后矢野仁一又于1943年出版《大东亚史の构想》，成为日本军国主义“大东亚共荣圈”的理论基础。）
《田中奏折》旧梦阴魂重聚徘徊于中国
二战后，由于军国主义未受彻底清算，日本随其经济、军事实力不断膨胀，军国主义死灰复燃，又在重走《田中奏折》梦寐以求的“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的侵略扩张老路。日本不仅侵占我钓鱼台列屿及东海大陆架，积极支持台独妄图再占我台湾，游说诱惑他国尤其是我周边国家与其共建反华联盟；而且疯狂对我进行全面渗透，大力支持蒙独、满独、疆独、藏独、大汉族主义及我国内其他分裂势力，千方百计挑拨激化我民族矛盾和地区矛盾。
与之相配合的是，《田中奏折》旧梦之思想理论基础也因此而再度还魂。欲亡其国，必先乱其史。经日籍或日裔史学家，以及我内部被收买的汉奸学者的加工创造，《田中奏折》中“满蒙非中国论”现演变为“元清非中国论”。日本京都大学杉山正明以“超越中国”的“蒙古史观”欲改写中国和世界历史，否认蒙元王朝的中国性质。日裔美国人罗斯基（evelyns.rawski）更是荒诞不经地否认满清统治者汉化且自认中国正统的历史事实，将清王朝的统治身份归之为中亚大汗而不是中国皇帝。
日本一些史学家完全继承了失野仁一“支那非国论”“中国非民族国家”及“支那无国境论”等其早已为军国主义陪葬的衣钵，他们伙同一些西方同行，或牵强附会，别有用心将欧洲及殖民地历史当成全人类历史而生搬硬套类比中国历史。或借“区域研究方法”以偏概全，以突出个性研究来否定共性，有意否定以高度集权的政治形态和深厚的文化道德根基及其所凝聚的民族精神为特征的中国两千年大一统的民族国家历史。
我大一统之民族国家形态尽管在政治和文化形态及民族精神诸多方面有着世所罕见的同一性和凝聚力，但因我国地域辽阔，人口众多，国内各地区、各阶层、各兄弟民族在各方面均各具鲜明特性。这些个性差矣并不排斥其作为国家民族一部分的共性，相反，这些个性却恰恰是中华民族及其文化同一性之具体表现与具体内容。而日本及一些西方史学家的中国历史研究却以倡导“历史研究的区域方法”为名，过分突出我国内各地区之间、各民族之间的历史差矣研究，以偏概全地割裂历史上我各地区、各民族之间的普遍联系，只讲各地方的特殊性而不讲共性，用以否定中国历史文明，中华民族及中国思想文化的同一性。
日本一些史学家还继承了矢野仁一“构建大东亚（共荣圈）”的理论基础，不仅以区域研究的地方差异性以“小”溶解“大”来淡化中国的同一性，而且在区域研究中强调以“亚洲”或者“东亚”为空间单位，妄图以“大”涵盖“小”，淡化中国历史有别于欧洲的特殊性。
欧洲的民族国家只是近代才得以形成，其领土国界与其族群、信仰、语言及其历史并不一定相重合。因此才有西方后现代史学“地图上的国界只是政治权力的领属空间……与其用后设的这个政治空间来论述历史，不如淡化这个论述的基本单位。”以及“想象的共同体”这类流行理论【注1】。除欧洲外，原殖民地被撕裂的族群和国家（如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非洲大湖地区等）也是近代才重建的民族国家。而中国则不同，中国早在两千多年前就形成了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国家，（而欧洲的统一直到现在还只是个梦。）在文化方面，兼容并蓄的灿烂民族文化因受到最广泛的认同，不仅凝聚起国家民族的精神魂魄――大一统之国家民族意识，而且同化了周边越来越多的民族融入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国古代虽也有分裂，政治王朝虽也有盛衰兴亡，但几千年的历史始终有一个清晰延续的脉络。政治管辖也有清晰明确的内容和空间。中国文化虽然也经受各种外来文明的挑战，但始终有着极强的生命力和稳定的传统积累，历经数千载而依然生生不息。因此从古延续至今的政治、文化与传统，既无所谓“民族国家重建”，也无所谓“文艺复兴”。在这样的一个延绵不绝的古老文明笼罩下，由国家、士大夫、士子、士绅合力推动的儒家学说的制度化、世俗化、常识化，使儒家伦理的文明意识从城市扩展到乡村、从中心扩展到边缘、从上层扩展到下层，因此很早就具有了文明的同一性。
中华民族的国家文化认同和历史传统基础相当坚实，生活伦理的同一性又相当深入与普遍，深厚的文化道德根基形成民族精神高度的凝聚力，所有中国人都自认是炎黄子孙。日本史学家其实对中国历史这些世所独有之鲜明民族国家特点了如指掌，但他们却伙同一些西方史学家极力淡化、抹杀、歪曲、甚至否定这些特点。其论据并非取自历史事实，而是来源于其为特殊研究目的而继承的（矢野仁一）先入为主的观念，及照搬西方后现代史学基于（与中国完全不同的）欧洲和殖民地历史而提出的关于“现代民族国家”的理论。其对中国历史别有用心的研究论述最关键之处，就在于否认所有外来民族都被中华文明同化，而成为中华民族的成员。否定、抹杀，进而泯灭掉将中华民族维系在一起的精神纽带――形成我国家民族认同的深厚文化根基高度的凝聚力。为日后分裂中国提供理论根据。而如果以中华民族及其文化的特性来追溯其发展的历史，就必然会将所有的历史百川入海似地归入中国这个体系之内。这当然是那些有着特殊政治背景和意识形态目的日本及一些西方史学家所不愿看到的。
日本及某些西方史学家别有用心的中国历史研究，尤其是其关于中国历史的“区域研究方法”，及与西方后现代史学相结合，以欧洲史为人类“标准”史而提出“从民族国家虚构的同一性中把拯救历史出来”等观点【注2】；加之日、美等西方国家对我史学及思想文化领域长期渗透，收买培植汉奸学者；造成了我国史学及意识形态领域相当程度的思想混乱。原本毫无疑问的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及以灿烂的中华文化为精神纽带的大一统的民族国家形成历史受到亲日及亲西方“精英学者”的质疑。
“中国近代以前非民族国家而只是家天下”、“中华文明来自西方”、“中国的民族主义只是一个空虚的符号”等种种有关国家和文化的民族虚无主义奇谈怪论开始在我国史学及思想文化界蔓延。除袁伟时等公开发表的媚外汉奸理论外，那些为汉奸卖国贼歌功颂德评功摆好及贬低否定我历史上民族英雄以泯灭我民族精神的种种汉奸理论也正是以这些奇谈怪论为理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