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杨宽说，薛先生当时可以用“衣衫褴褛”来形容。如我们所估计，他的车在京津高速上熄了火，他在水面淹过车顶之前打开车门走出来，避免了一场惨剧。他和逃出来的人们站在大巴车顶上熬到天亮，手机和钱都冲走了。早上积水消退以后，他走了十几公里，用西装外套跟村民换了一顿饭，然后搭车回了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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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几乎两天两夜没合眼，昏天黑地地补着睡眠，我梦见一间大房子，灯光明亮、墙壁厚实，我的父母都还年轻，系着红绳的水仙花在白瓷盆里盛放；我梦到许许多多无聊的琐事，比如踩着小板凳擀饺子皮，往磕破了的膝盖上涂紫药水，偷偷在书包里装一盒火柴烧柳絮
，在大花坛前吃串红里的蜜汁……
电话铃响起的时候，我多么不情愿地睁开眼睛，早在骑在我爸脖子上嚼大白兔奶糖的时候，我就知道这是梦。
杨宽说：“薛先生请我们过去。”
“不去。”我不想见到陈白露。
杨宽叹口气：“我和薛先生的司机在你楼下。”
我拉开车门，杨宽和我一样一脸睡眠不足的疲惫。
“她总是需要你，也总是需要我。”我赌气说。
“惯出来的。”杨宽第一次没有站在陈白露那边，顺着我说。
“好大的脾气，好尊贵的架子。当年的程雪粟也没有这样过，路雯珊也没有。”我顾不得胖司机在支愣着耳朵听，一口气说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