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言说：“我不知道还有多少人知道这件事，反正呢，我只要听到别人议论一句，都算到你头上。就算冤枉你也没办法啦。”
路雯珊笑得很开心：“算到我头上又怎么样？你才不是重色轻友的人呢。”
“你看错了，我就是。”陈言说完就走，快走出到门口又回头：“王制片还在医院躺着呢，你有空可以去看看他。”
陈白露第二次从澳门回来是2010年的12月26日。
这个日子我记得无比清楚，是因为我们有圣诞节聚会的惯例，然而这一年的圣诞节，陈白露在澳门。陈言身边的位子空着，没有人坐上去，其实每个人都习惯了他们成双成对地出现，都问陈白露为什么不在，陈言不动声色说她回沈阳了。隔着条桌上的鲜花，我看到路雯珊撇嘴一笑。
这场欢宴持续了一天一夜，到了第二天，我们还是觉得没有尽兴。晚上我们又去酒吧，那时陈白露刚刚下飞机，我们要她赶过来。
我们喝着假酒兑绿茶玩骰子，在震耳欲聋的音乐声里吼叫着交谈。
酒、游戏和环境都不重要，最难得的是在这人心浮躁的一年即将收尾的时候，朋友们还能聚集在一起，没有少一个。
后来有人退出玩骰子，专心看台上一个姑娘跳舞。姑娘在晃动的灯光里面目模糊，只看清穿着黑色的透视装，曲线完美，舞姿撩人。
杨宽说：“谁能把她叫过来喝一杯，以后一年不用买单。”
我们回头看，刚好有男人跳上台去，在姑娘身后又捏又摸。
那是同陈白露去过澳门的十七岁女孩。
后来陈白露喝了很多酒，她本来从来不碰夜店里的假酒。但那天她喝得酩酊大醉，扳着陈言的脖子说：“你信报应吗？如果你信，不要娶我。我不是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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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冬天是他们之间最惨淡的时刻，但陈白露却意外地容光焕发。
在肺病和精神压力的双重折磨下，她的脸上总是带着诱人的红晕。我们一同整理箱子，准备出发去南海过元旦—杨宽有一艘Azteca游艇，常年停在南海上。
打包这小小的一箱衣服，我用了整整一个上午的时间，光是在两个类似的款式之间取舍就令人头疼得不得了。但是陈白露没有这个烦恼，我看着她打开衣柜，把所有的裙子取出来，飞快地叠好装箱。她的衣服都价值不菲，但数量很少。
两个小时后，我们一行人在机场会合。这时是凌晨三点，杨宽为我们订这样一个倒霉的航班，据说是为了落地刚好看日出。
“日出有什么好看？反正我一上车就会睡，你不要叫醒我。”一个姑娘抱怨。
人们都附和，说以后这种事不能交给杨宽做。
但陈白露很兴奋：“我好久没看过日出了，上一次是两年前了，在峨眉山，你呢？”
我边打哈欠边摇摇头。
陈白露站起来活动腿脚，又喊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