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言开始难堪了,我在一旁换话题:“如果赶时间,为什么不多包一间工作室?”
“因为我是商人。”她说,而我依然木着。
“我要赚得更多,不是更少。”她又说。
我和陈言对视一眼,然后我们像两个被训斥了的孩子一样,垂着头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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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眼到了2010年的万圣节,陈白露二十二岁生日。我的生日在她之后不久,从10月初就开始收到长辈们送的礼物—说是长辈,有些我并不熟悉,大多是我父母的朋友。有时候我觉得这些半生不熟的人比我的父母还了解我,他们送来的礼物总是最合我心的:有一段时间我迷恋水晶酒杯,后来就收到了成箱的来自捷克、奥地利、印度和南非的水晶酒杯;又有一阵子喜欢灯具,后来我家里的灯多到摆不下。好在我喜欢的都是小玩意儿,不像陈言爱好玩车和腕表。
但我的兴趣转移得很快,那些酒杯我玩了几天就觉得没什么意思,连同没有地方放的各式灯具,一辆车送去了杨宽的会所。今年入秋的时候我突然发现自己戴帽子很好看,于是开始专心搜罗帽子,离我的生日还有一个月的时候,就收到了铺天盖地的帽子。
最好的是一顶水貂皮软顶帽,光滑匀净的褐色短绒毛上带着白尖,也没有一般皮草的难闻的味道,而是一股黄沙夹杂青草的香味,威风凛凛,好像刚刚从《天龙八部》里走出来。
第二天我带着这顶貂皮帽去找陈白露,当作送给她的生日礼物。
陈白露坐在镜子前,也摆弄着一顶褐色薄呢宽檐遮阳帽,手边一把用来配帽子的缎带,狗狗头上也扎着一根。
我兴致很高:“你瞧我这一顶,是不是特气势?送给你。”
她接过来看了一眼,就随手扔回来:“哪儿来的民脂民膏,我不要。”
我被噎得接不上话,自己气了一会儿,拉开衣柜门扔进去:“留着吧,等你哪天吃不上饭了还能卖钱。”
陈白露得意地扭动着脖子,把扎了翠绿色缎带的帽子斜戴在头上,“姐有本事赚钱。不如你自己留着,没准儿比我更早用上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