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印象中陈白露总是缺钱，永远在缺钱。现在我回想起来，能在记忆中搜寻出很多个她眉头紧锁的片段，有时候坐在那把孔雀椅上，有时候蹲在书房里的大花盆前，有时候盘腿坐在我家的地板上、手里捏着茶杯什么的，问她“发什么愣呢？”她就心不在焉地点点头，不是回答我，而是跟自己说：“去哪儿弄笔钱呢。”
她的爸爸妈妈一开始是给她生活费的，每个月六百元，在2006年物价还算平稳的北京，这差不多是学生的平均消费水平，但对于陈白露来说是远远不够的，想想她的MaxMara和ElieSaab、全套双立人厨具和Artemide组灯，它们与这萧条破旧的小区格格不入，但又的确由真金白银换来，六百元于她的生活来说，连杯水车薪都算不上，还要听她爸爸妈妈的唠叨，说如果她肯屈尊住宿舍，现在就有房租收入了，不仅够她零用，还能贴补家里。所以到了大一下半年，她跟父母说好，把这点儿可怜的生活费也省掉了。
她的生活来源是站展会和做家教，一开始没什么名气，赚钱很少。
但是她做得很认真，要露大腿就认真露，要讲课就一丝不苟。她给美术生补习英语，后来她带的学生考上央美，学生又把她介绍给画室的师弟师妹，再加上做些翻译和剪些广告片，反正七七八八加起来，能够支撑她自己的生活—事实上我估算过她当时的收入，完全抵得上一个白领，而白领是供房之余还有存款的，她却因为保持着幼年遗留下的奢侈的生活习惯，常常身无分文。
这并不是夸张，是真正的身无分文。陈白露的家在朝阳区，学校在海淀，往返一次并不太方便，如果一大早有课，她前一天会在宿舍过夜。
某个学期她在宿舍过夜的这天我也刚好晚上有课，这天我们会一起去食堂吃晚饭。
有一次，我在食堂门外的报刊亭等她，她笑嘻嘻地走来，手里握着一只有莲花纹浮雕的天青色茶壶。我很爱茶具，立刻夺过来想看壶底的印章，壶是温热的，茶已经泡好了。
我打开盖子，澄明透亮，是金骏眉。那只盖子做得很精巧，顶上的柄是一只貔貅的头，嘴巴朝天张着，貔貅头又是可以拧下来的，盖子中空，可以做小香炉。底下泡着热茶，上面香烟从貔貅口中吐出，我觉得十分有趣，问她能不能把这只小壶送给我，或者告诉我从哪里淘换得到。
“我从沈阳老家带来的，只有这一只。我帮你问问我爸它是从哪儿来的，不过你不要抱什么希望，年头太久，他不一定记得清。”
既然是孤品，我就不好强行夺过来，但我的心全扑在这精巧的小玩意儿上了，一路握着不肯撒手。我有收集这些东西的癖好，况且从小到大，凡我看上的东西没有得不到的，这只小壶在后来长达几年的时间里一直是我的心病，直到有一天陈白露正式把它送给我—但我那时候已经无暇为得到它而高兴了。
那天我照例点了煲仔饭，但陈白露只点了一碗米饭，然后笑嘻嘻地把茶浇在米饭上。
“你要减肥？”
“没有钱啦。”她笑着说。
我记得一份卤肉饭是八元还是十元。“怎么至于？”
“就是至于啊。”她用勺子咔嗒咔嗒地戳着食堂里的劣质籼米，澄明透亮的金骏眉慢慢渗下去。“我得弄点儿钱。”她边吃边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