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所以如此，是基于我对你文学苦旅足痕之了解。你文学起步于诗，因而在小说的语言和意境中，常常富有诗的因子。这是你不同于同辈小说家的特征之一；之二，我之所以把你纳入以生命体验为主体的表现主义作家范畴，实因从你的小说里，能寻觅到你的创作母体。仅以你发表在《钟山》上的《与往事干杯》为例，其中许多细节都展示了你生命的历程。你孑然一身去了澳洲，尽管墨尔本海滨蓝得像梦，那个等待你的人像梦中之舟，但你终于发现你的归宿不在那个陌生的小舟上，便毅然诀别了那海、那舟，而回到生你养你的土地上。你不愿意因为炫目的富足，而舍弃全部自我——你的全部自我，就是对文学不可割舍的依恋。我当初就有过这种预卜，陈染可能会与一切告别的，唯独与文学结缘。当真我的这种第六感觉得到了验证——这是你的人文气质和你的生活足迹告知我的。因而，我用“生命的真实”来评说你，不是空穴来风，说你“感情投入得太多”，是言之有据的。
记得，有一次你和洪峰来我家闲坐。我说起了新时期文学的几代作家，我说新生代的作家群体，感悟自身和艺术的爆发力堪称一流。只是因为80年代初期的文学爆炸期，已然不会再来，因而在读者印象中，只记住了文学的原子弹之父。其实，从艺术本身去评价新生代作家群体，是超越原子弹的氢弹。只是因时令季候——如商业大潮之冲击，文学外部非文学因素的干扰等，使你们这一代作家，其影响及知名度难以超越前人；但这并不意味着你们内在的文学价值存在着落差。
罗丹大师有过两句艺术名言：一曰艺术贵在发现。二曰拙劣的艺术家永远载着别人的眼睛（疑为译笔有误，“载着”二字，似应为“使用”）。小染，你与你们这一代作家，大都具有罗丹说的天然艺术禀赋；而你那双眼睛以及富于联想的大脑中枢、感应能力都属一流。因而，可以这么说，从你与文学的生活情结上推测，在文学这个无止境的宇宙中，你会不断发现属于你的新大陆，并登上一块块新大陆！如果要我对你提点什么希望的话，我觉得你可以各种“主义”都尝试一下。如果你间或向写实坐标倾斜一下，也许创作思路会更为宽阔。当然，这还要根据你的感觉而定，因为某一种类型的作家，由于其禀赋和素质之故，灵感只接受某一天宇磁场信号，而对来自其他角落之电波不起感应。这事来不得半点强求。
你说呢？
1993年7月28日于北京
[初读《天问——明末春秋》]
作家以一个史学家的严谨和作家的才情，为读者勾勒了幅凝重而真实的明末清初全景图。从史学的角度讲，作家占有大量的翔实材料，对崇祯、皇太极以及李自成一度三足鼎立而后使明朝宝鼎倾覆的三个人物，均有浓墨重彩之描写。小说首尾呼应、张弛有度。因而，在我阅读此书时，联想起大陆女作家凌力的《少年天子》《倾城倾国》等以史为文的大书。这两位隔海相望的才女，其共同的特点，都是以其如椽之笔、立足于尊重于史、剖析于史，并开拓于史的大气磅礴之精神，完成这些大书的写作的。
在上海有幸与林佩芬小姐匆匆而见，又匆匆而别。在短暂的相会之中，实不知这位娇弱娟秀的小姐，胸中能运筹雄兵百万，内织历史经纬千重。小说时而金戈铁马，时而花落无声（其间，写到焦躁的崇祯陪同后、妃们看《牡丹亭》一节，形神逼真入画）；阳刚与阴柔相间有度，铁蹄与莺歌相伴适中。我认为这是《天问——明末春秋》能突破史学范围，嬗变成为文学、艺术功力的深邃表现。以此对比台湾众多小儿小女情殇为文学猎场的作家来说，林佩芬小姐便具有了古罗马角斗士般的勇敢。她选择了历史的大视野为文学题材，突破了“杯中风波”之帷阁，创作本身就是一次精神升华。因而，我以一个作家兄长的身份，向林佩芬小姐的内在精神张力以及其奔突的骑士风采，表示敬意。
我曾读过一些作者以史成文的小说——其中包括写明末清初历史的小说。恕我直言，由于作家太贴近了时间的功利倾向，使历史之圆成为缺圆之蚀；殊不知离开历史真实之作，一切艺术手段就会变为脂粉唇膏。我个人认为林佩芬小姐之《天问——明末春秋》，区别于这一类型作品的根本标志，就在于她尊重历史这面明镜，如果舍本而求末，文和史都会死了其内在的灵肉。时装模特的霓裳再美，它永远成为不了文学。
港台地区——包括中国大陆在内，近期以来兴起的历史影视热之中，有许多影视属于强奸历史的“作品”。一些编导为了取悦于时尚，在帝王将相脸上胡涂乱抹，《戏说乾隆》可谓其中之极。虽然该剧收视率极高，并起到文艺中的消闲作用，但在庶民百姓的一笑之中，却增加了众多的中国历史的色盲。这是文——首先是史的悲哀！
近日，无意间在《文汇报》上，读到了林佩芬小姐一篇读画的短文。文中从“凡·高的眼睛”一直写到“莫奈的睡莲”，我把这篇短文，视为作家的艺术自白。如果一个作家，没有这种感悟世间的冰与火的艺术能量，林佩芬小姐则难以写活明朝一代阳刚英烈袁崇焕，则更无法挑开宫妃帷帐，细腻而传神地表述“枯荷听雨”的焦渴心声了！
[碎片组合完整——我读《抒情年代》]
纵观当代作家文坛，大概可以划分为以下几种类型：一、社会型，这个群体的作家的文字里充满了使命感，似在诠释“天将降大任于斯人”的含义，笔墨始终游刃于社会的政治经纬之间。二、风月型，这个群体行文尽管千变万化，但小儿小女之情恋与情殇，始终成为书页主线；三、动物型，“新新人类”们以展示人的动物本能为行文之本；四、金钱型，舞文弄墨皆为穿行于金钱眼，并以货币的阿拉伯票面数值大小论成败。当然，文学是多种因素的合成体，它包容天上地下的一切，是不能进行肢解的，笔者大胆做此手术，是按行文的主导意向而进行的大体分类。
近读潘婧发表在《收获》上的长篇小说《抒情年代》，我似乎发现了区别于这些作家群体的一个文学的独行客。她在用生活中的一个个碎片，黏合起一个我们刚刚走过的并不陌生的年代。读她的文本，让我想起了考古工作者，在黏合起一个兵俑或一件陶艺——那些碎片孤立地看，或许是平凡而琐碎的生活叙述，但掩卷之后，那些碎片黏合而一的整体画面，却产生了令人挥之不去的感伤。作者将书题定为《抒情年代》，我们咀嚼之后反刍上来的，却是一壶时代的苦酒。书中的人物不多，无论是“她”和珊珊，还是“N”“J”以及朴生、维明——包括“她”的父母，都是在那混沌年代，在混混沌沌的城市和乡村，浑浑噩噩地活着。与理想年代的色泽和口号全然相悖，作者为我们勾勒了一幅知青年代掩埋青春与人性的社会一隅。因而，当我提笔写这篇短文时，情不自禁地想起了一幅欧洲名画，那画面上没有人，只有离开襁褓的一群幼兽，在历经旷野的风暴洗礼和同类之间的相互厮杀之后，在莽林中各自舔着自己的伤口。